童慧琦: 我与心理学的故事

我与心理学的故事

我与心理学

童慧琦

帕拉阿图大学全球咨询硕士课程中国项目主任,兼职教授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临床助理教授

加州健康研究院共同创立人及心理卫生项目主任

 

从上海到美国,从波士顿到北加州硅谷,从护理学、医学(儿童心血管学)、医学心理学、遗传学到临床心理学,从国内的本科和硕士学位,美国的博士学位和博士后培训,到成为加州的注册临床心理师,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美国退伍军人系统及心理学院帕拉阿图大学的工作,从创建美中心理治疗研究院,到共同创立加州健康研究院,回望我的职业发展之路,迂回曲折,不易、执著,辛苦中带着甘愿,如今则怀着一份笃定、慢慢享受自己喜爱之事的心态。

(依山傍水的旧金山军人医疗中心 San Francisco VA Medical Center)

在我的职业发展之途中,我曾经作出过两次重大的决定。这两次决定指向同一个召唤 — 我想做与人的心灵直接相关的工作。我自小受父亲影响,热爱文学。读大学期间,则受好友影响,喜欢上了心理学。后来又在读心理学发展史时,迷恋上莫里哀戏剧中所说的:我要以文字和声音去疗愈。文学与心理学的共舞,我觉得这真地很合适我。

1990-1991年期间,我在上海医科大学读完护理学本科之后,“专业思想不稳定”的我,报读遗传学硕士,希望可以成就我高中时做遗传学家梦想,但是被安排读儿童心血管硕士研究生。在半年时间的体验和纠结之后,我强烈地意识到我想做的工作是直接触摸人的心灵的工作(touch people’s mind),也不再愿意自己的命运总是被安排。于是我开始着手转专业。90年代初,转专业是少见而艰难的事情。回想起来,那时是有一份悲壮的勇者之心,要为自己争取一条出路。我后来的导师,徐俊冕教授认为我当时有“抑郁反应”,我凭着他出的“休学”假条,从研究生院办理了半年休学,离开儿童医院的临床轮转,边休学边转专业。在一个季节的奔波之后,终于转读成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我从90级的研究生落为91级的研究生。我并不在意,因为能够读到自己喜欢的专业。从1991年的春天开始,我就在学生宿舍里,面壁而坐,捧读着恩师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时带回来的影印版的认知治疗的文献时,我的目光越过眼前的白墙,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1994年6月,硕士毕业。至今徐老师还会颇骄傲地说我是他以1000元人民币培养出来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去了九三学社的咨询中心。期间联系赴美工作,没想到美国给了我重拾年少梦想的机会。1995年4月,我去了波士顿的儿童医院。在到达波士顿的第三天,我就迫不及待去遗传实验室报了道。这六年间,跑电泳、分离DNA、从培养皿中无限增殖的细胞、到暗室里电镜下读片,围绕着神经肌肉性疾病的基因治疗工作,我从技术员转为博士后,一个问题始终萦绕我脑际:是一辈子在安稳的实验室里工作,还是放下一切,去读临床心理学或者人类学(那是我另一个感兴趣的领域)。那段时间,一到周五午间就去参加哈佛医学院各大教学医院的联合精神科大查房,聆听来自美国各地精神病学领域的大家们的演讲和案例分析。在我的工作签证快满六年之际,我与我的雇主,哈佛的年轻助理教授的一次对话中,他问我:当你回家的时候,如果书桌上放着一本遗传学书,一本心理学书,你会选择哪一本?他这一问,如同醍醐灌顶 — 我知道,我已然放下做遗传学家的梦想。我离开了儿童医院,去Tufts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做了将近一年的临床研究。一边申请学校,一边又辞了工作,去参与香港中文大学和哈佛人类学系合作的有关中国当代人对自杀的态度和信念的医学人类学的研究。

2001年,去昆明参加第一届中德心理治疗大会。在那次大会上,我认识了一批当时意气风发如今心理治疗领域中最杰出的人。他们让我坚定了学临床心理学的信心。2002年,我离开生活了七年多的波士顿,来到北加州硅谷的Palo Alto 大学读临床心理学。那时,要读临床心理学很不容易。当时哈佛的教授给我写了一封六页长的推荐信,上海的徐一峰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诚医生也为我写了推荐信。但没有一个美国心理学领域的教授的推荐信。帕拉阿图大学是唯一接受了我的一个大学,这令我在还没到学校之前,就对学校充满了知遇之恩。 在我读书前写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我当时的心态:

这样的,我就要去加州了。去一个很小的、很美的、很贵的城市;一个很小的、很美的、很贵的学校。我知道我是自私的也是富有的,我拥有着坚持和实践自己梦想的自由。我要去做那个在校园里读书拿学分写字让人批阅的女子,然后再回到自由自在读书写字的生活中来,当然同时也作个心理治疗师――蓦然想到2001年在昆明中德心理治疗大会上的一桩小事――一个异国的精神分析师,坚称可以预测未来,他熟练地在我的左掌上画出一些条条杠杠来,我只紧张地问一句:我适合作心理治疗师么?他说这可能是你最合适的职业。每每想到此,我总会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很愿意受一点正面的暗示,很愿意相信他的预测。而某本书中的一段对话跳出我的脑海:

“And what will you do in San Francisco?”
“I’ll gaze at the Pacific Ocean.”
“And you will be happy?”
“Very happy!”

我要去的城市 Palo Alto, 就在旧金山边上。

如今我在旧金山依山傍海的军人医院从培训到就职,已近十年。我时时地在大洋边驻足,凝望开阔的洋面,听惊涛拍岸,内心里积攒着越来越深厚的澄静,如深的洋底。而当时,我不知道会把这个书读成怎样,我是否会如朋友所担心的那样,在大把时间和金钱的投入之后,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只是,在什么都考虑过了之后,依旧觉得读书是唯一的选择 — 读不读书,时间都照样过去;同时,作为一个母亲,时间的流逝,已经不能令我恐惧,因为时间过去,家中孩儿在长大。

(2002年离开波士顿前。)

读书伊始,我开始写《读书日子》,但处在这个体验强烈及忙碌的过程中,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就放下了。2005年夏,读完三年级,把所有的课程都修完,完成了两年的临床练习(practicum),即将进入四年级论文年时,我开始厌学。我必须在10月份作论文开题报告,然后在全国范围内申请实习。高强度的学习和临床实践如同潜水太深久,要把我憋死了。我必须浮出水面,深吸气。于是在把我喜欢的读成讨厌的之前,在打破“神圣”之前,在被耗竭之前,我又一次聆听自己的需求,在完成论文答辩后,我休了学。一心准备实习申请。2007的春天,还翻译了亚龙的《日益亲近》。休整后满血复活。2007-2009年如愿在我首选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学医院旧金山军人医疗中心完成了临床心理学实习和创伤方向的博士后的培训。在不知下面等着我的会是什么的时候,在督导老师惊讶、关切的询问中,我听得自己很坚定、很哲学地说: “我已经被培训够了。我该知止了。我放弃申请第二年博士后。” 2009年8月,所有培训完成,我给自己的礼物是杰克-康菲尔德(Jack Cornfield)等创立的灵磐禅修中心(Spirit Rock Meditation Center)的五天静修,并开始了麻省大学医学院正念中心的正念减压课程的师资培训。2009年10月,旧金山军人医疗中心的女子心理健康部门有了一个半职的心理学家的职位。从那时起至今,我每周在医院工作三天。期间,我曾多次委婉拒绝增加工作时间,因为我希望自己保有余裕的时间,以及一颗余裕的心,在两天自己的时间里,随自己的心意和节奏做事,包括经由美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与国内的专业机构合作,推广我心目中的好课程,以及打理私人诊所。

 

(2009年,与我的导师Dr. Charles Marmar在武汉心理医院与湘雅李凌江教授探讨中美创伤治疗的现状与发展。)

2014年秋,一个为帕拉阿图大学中国项目工作的机会呈现在我面前,令我心动,以至于决定放弃那两天我自己的时间。全然地投入。因为虽然人在美国读临床心理,身边并没有很多相同背景的同行,中国一直是我的大后方,中国心理咨询领域所发生的一切,都令我感到激动和兴奋。2015年1月,我被帕拉阿图大学聘为全球硕士课程中国项目的主任。但我婉拒学校全职聘用的邀请,依然保留在医院的三天工作。因为,我舍不得放弃医院的临床工作和督导。在美国,这意味着至少五年的学习,至少3000督导下的临床小时,全国性的与州立的执照考试 — 那是一个来之不易的“特权”,是一个心理治疗师职业发展的根源和底气。有一次,在帕拉阿图的街上撞见八十多岁匆忙赶路的亚龙,他依旧一句“我去旧金山诊所看病人。”他就是这样不断地从临床的工作中,汲取着给养,与世界分享他的智慧,也恩泽中国的咨询师。

 

(2012年与Dr.亚龙以及2014年他书架上我翻译的《日益亲近》)

在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职业发展中,治疗取向的选择也是一件大事情。从90年代初读硕时的认知行为治疗,到读博前经由中德班对精神分析的初探,在读博及工作中学习短程动力性治疗、人际心理治疗、整合性心理治疗及各种正念为基的干预,我格外幸运地得到了多种治疗取向的培训。如今“洛水三千,我取正念”,因为愈发地觉得正念的培育既是初始、也是回归,是慈悲、智慧、爱与安然存在的根基。而由于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加之十年来的创伤领域的工作,我接触到的大多数病人都有创伤史。所以,我时常觉得“正念”与“创伤”是我临床工作的两个翅膀。我感觉到也从病人的反馈中,得知自身的正念的修行,是如何拓展了我的“抱持性”和“更广大的慈悲和接纳”。而我也深信,热爱咨询工作,并能够长期坚持的人,也必定从工作中获得滋养。亚龙套用叔本华“fellow sufferer”一语,把咨询师和病人描述成是 “fellow traveler” ,以专业的时间去陪伴、同行、滋养、不被耗竭。

(2013年11月,与Drs. Jon Kabat-Zinn及Michael Philips及夫人,交流正念与心理卫生)

在任何行业,一路的职业发展中,寻找 “社会性的父亲”或者“社会性的母亲”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我与好友们谈笑,称“自小附庸风雅,一路追寻大师”。有幸这些年来从上海、波士顿到硅谷,我一直生活在有趣的地方,见证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遇到很多有趣的人,与我眼中真正的大师们交流,一起工作。这反而破除了我的“大师情结”– 原来这些大师,都也是普通人,是那些把自己喜爱的工作,做到了极致的普通人(Ordinary people who did some extraordinary work)。而最终,我们要收回目光,去跟随我们内在的老师( follow the teacher within)。

(2010年与Dr. Albert Bandura在斯坦福大学,听他讲根据他的社会学习理论,如何在印度妇女中介绍和推广扫盲和避孕的知识。进一步增强了我为大众服务的决心。)

(2011年6月,带孩子去四川,由长期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的四川什邡“青鸟心理咨询中心”肖尤泽老师组织安排,与老师与咨询师分享正念减压)

 

(2011年6月,带孩子去温江,与来自北川的“联动青年”的成员在一起,正念减压工作坊后,孩子们亲手下厨做的午餐)

S

(2014年6月,向地震后长期在北川参与心理康复工作的四川“联动青年”李关党老师赠送合译的《寻求安全—PTSD及药物滥用治疗手册》)

2015年6月,北加州有着初夏的温热,我沐浴在早晨的阳光中,在临窗的书桌前敲打键盘,看着我头脑中的想法–我的回忆和展望 — 化为文字,我看着这些字跃上屏幕,不由感叹母语之美,在母语的深美中,我心满意足 — 我既做着与个人的心灵相关的工作,又做着与中国咨询人员的专业化发展相关的工作(多少人告诉我中国就是世界)–我的梦想变得非常的整合。这是我近29年的学习和职业生涯的快速回放 ––从中国到美国,从东岸到西岸,非直线,充满不确定,但又笃信和尊崇自己内在的声音。

(2015年4月,与Mark Williams教授,在正念认知治疗工作坊上)

(2015年4月,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同事们共商Palo Alto大学硕士课程的发展)

 

(2015年4月,心教育的傅春胜老师和中科院心理所的祝卓宏老师把我们聚在一起,共商Palo Alto大学中国项目的发展)

 

 

每一个个体都有着独特的处境,又必开拓各自的道路。请无限贴近心脏地去聆听:你的内心里,是否安驻着一个“咨询师”?你不会后悔,去做勇者,追随自己的内心。有一天,你会明白,其实这是唯一该做的。

你可能会与很多人一样,远离家园,负笈欧美,却发现你的心离中国更近。或者,你不想挥别亲友,如今可以籍由英特网,安居一隅,看整个世界向你訇然大开。

初春微凉季节,南京晓庄学院的丁安睿来看我,我与安安分享在帕拉阿图大学的读书经历,她端然地说:

“有这些严格的培训,说明这个职业是被认真对待的。”

Yes, we take it seriously.